《史记》对于李斯的生命历程的描述,是从两只老鼠开始的。年轻的李斯,在故乡上蔡做小吏,他看见了两只老鼠。一只住在机关宿舍的茅厕之中,吃的是脏东西,每当有人和狗走进来都会惊恐的逃窜,另一只住在粮仓之中。吃的是粮仓里积存的小米,住在高大的屋檐底下,很少受到人和狗的打扰。李斯于是感叹说:“人之贤不肖,譬如鼠矣,在所自处耳。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个人是好还是坏,这就是李斯从两只老鼠身上得到的启迪。他的贤,不孝的标准是外在的地位,而不是内心的安宁。因此,李斯的人生其实是没有自我的,他没有一个独立与权势地位之外的自主的高洁人格。
老鼠的启示,贯穿了李斯的整个生命历程,他永远都在向上爬。为了把自己摆到一个更有利的位置,不惜付出任何代价,在李斯的心中,除了外在权势,没有什么是永恒的,是值得坚持的,所以他总是在调整自己的姿态。如何调整呢?就看风朝着哪个方向吹,利益的天平朝着哪个方向倾斜。
我们都知道,李斯是个法家,其实他最初的老师是大儒荀子,荀子主张路径与目标都要符合仁义,“行一不义,杀一无罪,而得天下,仁者不唯也”。在荀子的心中真理高于权势地位,”从道不从君,从义不从父,人之大行也“。对于老师的这一套,李斯是不以为然的,他最看重的是权势,他曾经以秦国的发展历程为例,向荀子提出质疑,李斯说:”四代秦朗以来,秦国以优势兵力逞强于海内,威慑横行凌驾于诸侯,这都不是靠仁义得来的,而是逐利而行的。不仁义的战争,为秦国带来了相对于六国的压倒优势地位,所以仁有什么用呢?当然,我们必须要承认李斯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最终,他决定告别荀子投奔当时最强大的势力秦国。
临别之际,李斯有一番自我剖白:“没有比地位卑贱更可耻的,没有比穷困更可悲的。一个人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,困苦的境地,却非议世道,厌恶名利,自称无为,这不是一个士该做的。我要西去,游说秦王。
李斯告别了荀子,也彻底告别了儒家的仁义,他带着荀子交给他的有关法令制度方面的知识走向了秦国,彻底倒向的法家。
在秦国,李斯发展的很好。到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统一中国,建立帝制的时候,李斯已经做到了廷尉,主管刑狱,紧接着他准确的把握了秦始皇的需求。在有关地方治理方式的大讨论中,及时的站在了秦始皇一边,从而爬上了丞相的高位。皇帝这个名号是秦始皇的发明,然而皇帝绝不只是一个新名号,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,他的本质就是皇帝的独尊专制。皇帝已立,那么,皇帝究竟应当怎样统治这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国家?是该全面推行新制度(也就是郡县制),还是回到传统实行分封制,又或者因地制宜郡县与分封并行,这是当时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。
丞相王绾首先提出的是一个郡县加分封的方案。在大多数地区实行郡县制,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新占领区,比如燕,齐,楚的故地实行分封制。秦始皇下令群臣就此展开讨论。结果是,群臣皆以为便,唯独李斯表示反对,最终秦始皇做出决定,”廷尉议是“,李斯的意见是对的。一锤定音,确立了秦帝国地方治理方案,全面推行郡县制。
那么,为什么只有李斯一个人彻底反对分封?因为李斯看到了秦始皇的内心。秦始皇是法家的忠实信徒,他坚信人性绝对的恶,他坚信每个人都自私自利,彼此算计,君臣之间,父子之间,没有谁是靠得住的。他心中早有定见,之所以把王绾的建议开放讨论,就是要试探群臣的反应。这场有关郡县制的讨论表面上讨论的是地方治理的问题,实际上却是秦始皇对于官僚思想倾向的一次大试探。只有李斯一个人给出了正确答案。果然,8年之后,李斯已经成为丞相,而王绾可能早就已经被打倒消灭了。8年之后,李斯又主动建议焚书,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浩劫。焚书的第二年,又出现了坑儒事件,坑儒的主导是秦始皇,但是李斯显然是无条件支持。不然的话,他李家的富贵是不可能抵达那样的巅峰。
在整个咸阳除了皇帝家,大概就是李斯家了。他的儿子娶的都是公主,女儿嫁的都是公子。大儿子李由担任三川太守,回家探亲。李斯大宴宾客,咸阳城里像样的官都来了,门口停了一千辆马车,真的是富贵以极。
秦始皇的丞相高官结局大都不好,而李斯算是个例外,他的富贵比秦始皇的统治还长久。公元前209年,秦始皇病死在第五次出巡的归土之中。跟随他出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就是丞相李斯。关于这个现象其实不太好,直接解释为秦始皇至死都信任李斯,移民秦始皇无法预见,并且他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死亡。所以,我们只能说秦始皇一直都相信,他是可以控制并且有效使用李斯的。然而,秦始皇缢死,李斯的地位就变得至关重要了。秦始皇临终遗嘱,让镇守北边的长子扶苏回咸阳来主持葬礼,换句话说,秦始皇的意愿是要扶苏回来,继承大位。但是这道命令,在秦始皇生前并未公之于众,而且承载着这道命运的公文落在了符玺令赵高的手里,而赵高是始皇幼子胡亥的支持者。赵高想立胡亥,胡亥又是秦始皇身边随行的唯一的皇子。赵高要扶立胡亥,必须要先过李斯这一关。
李斯知道秦始皇的心意,也知道那封始皇遗命的存在。我们不知道当时始皇卫队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,但是从道义上讲,李斯应当遵照始皇的遗嘱办事。可是,赵高的一席话,就让李斯的立场发生了严重动摇。赵高说:“您觉得您的能力比得上蒙恬吗?您的功劳比得上蒙恬吗?您比得上蒙恬深谋远虑,万无一失吗?您比得上蒙恬得天下人心吗?公子扶苏对您的信任又比得上他对蒙恬的信任吗?“
蒙恬是秦国的大将,此刻正与扶苏一道镇守北边。扶苏即位,蒙恬是当仁不让的第一辅佐,到时候,李斯必然要靠边而站。一边是始黄的遗命,一边是个人的富贵,李斯陷入了沉默。这时候,赵高又进一步乘胜追击,他说:”我在秦国混了20多年,从没见过罢免了丞相,功臣能够维持两代荣华的,都是被杀的。扶苏要是当了皇帝,必然会用蒙恬做丞相,到时候你是不可能封侯还相,富贵终老,这是明摆着的。扶苏不如胡亥仁慈厚道,好打交道。
这一番话说到了李斯的心,于是他羞嗒嗒,半推半就,跟赵高结盟,以始皇帝的名义下诏。立胡亥为太子,勒令扶苏自杀,蒙恬赐死。
在这个关键的时刻,我们看到了法家的悲哀,他们单方面依靠权势地位实行专制统治,蔑视道德建设。在上者一招,则大卫权在手,便把令来行,令行禁止,好不威风快意。然而,一旦人气全散,则半点影响都不能残留。当初商鞅是这样,如今,秦始皇又是这样。在下者唯上命是从,无论对错,无论是非在权势的威压之下,他们战战兢兢的揣测,亦步亦趋的服从,目的就是为了保全自家富贵。无论在上的还是在下的,一切以势力为转移,无所为是非,无所谓良知。
为了自家的富贵,李斯站到了赵高一边,跟赵高一起拥立了胡亥,胡亥上台之后,为了自身统治的安全,对蒙氏家族和兄弟姐妹痛下杀手,自毁长城。同时,又糊涂的认为,恐怖才可以令统治长久,贤主就应当穷奢极欲。胡亥给李斯出了道难题,让他从理论上论证一个好皇帝,是可以穷奢极欲而安天下的。二世的逻辑是,一个人假如连让自己享福都做不到,那怎么可能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呢?这样的文章,李斯竟然做了。做的一本正经,他说:
“贤明的君主就是要独断专行,不受任何束缚,那么怎么办呢?“就是要善于运用“督责之术”,监督的督,责罚的则,发现罪犯,重型处置,俗话说:”慈母有败儿,严厉的惩罚之下,没有不听话的人“。一个贤明的君主,就是要做到轻罪重罚,那就没人敢犯重罪了。为了做到这些,一个贤明的君主,必须要远离节俭仁义的人,喜欢讲道理,提意见的人。动不动就用生命来威胁君主的人,要用权术来控制臣子,大权在握独断专行。只要督责之术,玩的6,想要什么有什么。群臣百姓一天到晚惶惶不安,唯恐得罪,哪里还敢想别的。李斯答应做这篇文章的理由,司马迁说:”是因为他的儿子李由没能抵挡起义大军。朝廷正在追查,李斯也将受到牵连。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情节荒唐极了,怎么可能有二世这么糊涂的人呢?,竟然相信穷奢极欲能够安天下。而李斯竟然也写得出这样违背人性的牵强的文字。曾子曰:“君子恶居下流,众恶归焉”。像二世这样,少年即位的亡国之君,被抹黑是很正常的,更何况司马迁所在的又是推翻秦朝的汉代。年代久远,史料匮乏,二世想要翻案,恐怕是不大容易了。著名的亡国之君当中,隋炀帝的案基本上是翻过来了,现代学者承认隋炀帝穷才大略,但是没搞好统治阶级内部关系,用穷兵黩武给老百姓造成了伤害,所以亡国。艺术家宋徽宗、赵佶的案子,这兄弟当皇帝是真不行,他穷奢极欲是真的。在赵高的主持,李斯的纵容之下,二世的荒唐走向了巅峰。他躲在宫里不出来,成了赵高的傀儡,而赵高则把黑手伸向了曾经的战友李斯。
二世最终相信,李斯背叛了自己。公元前208年,李斯被判处在咸阳市上公开腰斩。跟他一起被送往刑场的还有他的二儿子,父子两人都被捆着。李斯看着儿子说:”我现在想跟你一起牵着黄狗,从上蔡东门出去追兔,还能够吗?“这是李斯留在世上的最后一话。他回忆起在上蔡牵狗逐兔的快乐。那么,上菜的那两只老鼠,他是否还记得,也许不记得,也没必要记。这两只老鼠早就成了李斯生命的一部分,他一辈子都努力成为仓库里的老鼠却没想到一只老鼠,不管是在仓库里还是在厕所里,都只是一只老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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